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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東南亞看中國文化軟實力

梁英明

 

作者? 梁英明

隨著三十多年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綜合國力的日益增強,中國已經被公認為當今世界新興的經濟大國和對外貿易大國。在展望中國國際地位不斷提升的前景時,關于中國軟實力的評論也逐漸成為人們經常熱議的話題。

什么是一個國家的軟實力,它究竟包括哪些主要內容,各家的說法并不一致。大體而言,一個國家除了它的經濟、軍事、政治實力以外的國際影響力,都可以包括在所謂軟實力的范疇內。按照最早提出軟實力概念的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的概括,一個國家的軟實力至少應該包括它奉行的意識形態、社會制度、發展模式、文化價值觀以及人們的生活方式等方面。

在中國的經濟實力日益強大的今天,中國的軟實力在國際上究竟在發揮著多大的作用呢?世界各國又如何看待和應對中國軟實力的影響呢?由于世界各個地區和國家的情況存在很大的差異,對這些問題的回答自然不可能完全相同。此外,由于軟實力這一概念的內涵十分廣泛,本文僅就中國文化價值對東南亞各國社會影響力的發展變化問題,作一個初步的探討,而未涉及意識形態、社會制度和國家發展模式等方面的問題。

東南亞華人文化的發展不等于中國文化軟實力的提升

在提到中國文化軟實力對東南亞國家的影響力這個問題的時候,人們首先想到的可能是這樣幾個因素:即東南亞國家是中國的近鄰,在漫長的歷史上,彼此的經濟、文化交往也比較多,特別是在東南亞各國至今生活著兩千多萬中國移民的后裔,他們理應是中國文化軟實力的天然體現者。隨著中國政治、經濟力量的發展,中國的文化軟實力也將通過東南亞各國華人文化的發展而日益彰顯其影響力。因此,相對于世界其他地區來說,中國文化軟實力在東南亞國家的影響力也自然應該是最強大的。

然而,這樣的說法大多基于某種推論。從歷史經驗來看,一個國家經濟、政治和軍事力量的崛起,并不意味著它的文化軟實力的國際影響力必然同步增長,而一國文化軟實力對其他國家或地區的影響力之大小,也并非必然與它在該國或地區移民的數量成正比。中國文化軟實力對東南亞各國的影響和作用也可以從這一歷史規律中得到合理的解釋。

眾所周知,東南亞是一個多元種族、多元文化、多元宗教長期并存的地區。由于各種文化之間的相互影響和相互滲透,才形成了今天東南亞各國的千姿百態、絢麗多彩的現代文化。近代以來,隨著中國移民大批進入東南亞,自然使當地居民接觸到中華傳統文化,并無可避免地受到它的某些影響。但是,如果我們作進一步的考察分析的話,可以說,迄今為止,這些影響實際上只是反映在一些國家的某些生產技術、生活習俗,以及語言詞匯等領域。例如,人們經常會提到東南亞一些國家的原住民就是從中國移民那里學會制作豆腐、醬油以及釀酒等技術的,一些漢語詞匯(特別是閩、粵方言)被吸收到東南亞一些國家原住民的語言中,等等。關于這一點,還可以很容易地舉出更多的例子。盡管如此,東南亞各國原住民社會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仍是土生土長的,它是東南亞各民族歷史發展過程的產物,而不是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移植的結果。也就是說,人們不應該過高估計中國移民在東南亞各民族文化形成和發展中的影響力。

我們也許可以從印度古代文化對東南亞各民族文化的形成和發展的作用中得到某種啟示。大約自公元5世紀起至伊斯蘭教傳入東南亞之前,東南亞地區曾受到印度古代文化,特別是印度教和佛教文化的明顯影響,以致有些研究東南亞古代歷史的學者曾經認為,印度古代文化和宗教曾在當時東南亞地區的某些王國占有統治地位,因而將這一時期稱為東南亞的“印度化時期”。然而,更多學者的進一步研究表明,即使在古代某一時期內曾有大量印度商人定居在東南亞國家,有些人并與當地居民通婚,東南亞一些王國的王室成員還曾信奉印度教或佛教,但是,印度教-佛教文化對東南亞國家的影響也只局限于上層統治者內部,而對廣大下層民眾生活的影響仍然是很少的,這些民眾基本上仍然信奉本民族原有的原始宗教信仰。因此,歐洲的東南亞歷史學家如保爾·穆斯(Paul Mus)、博什(Bosch)、馬必達(Mabbett)等人,都認為不應夸大印度教-佛教文化對東南亞各民族文化的形成和發展的影響力,甚至認為東南亞各國的歷史并沒有出現過真正意義上的“印度化時期”。

但是,伊斯蘭教從13世紀末期傳入馬來半島以東的群島地區后,卻能在較短的時間內席卷這一地區,成為今天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文萊以及菲律賓南部和泰國南部占統治地位的宗教,出現這一歷史現象的原因是很值得更加深入研究的。也許相對于印度教的繁瑣等級制度來,伊斯蘭教宣揚的眾生平等觀念更適應當時沿海地區新興的城市商人階層的要求。無論如何,伊斯蘭教在東南亞的傳播并不是阿拉伯帝國政治勢力擴張的后果,而是來自南印度和中國的商人起了重要的作用。據歷史學家考證,在印度尼西亞人崇敬的伊斯蘭教九大賢人中,可以肯定包括多名華人在內。 到15 世紀初期鄭和船隊到達這些地區的時候,他所面對的已是一些伊斯蘭教王國。而盡管鄭和是一位穆斯林,他所肩負的是宣示中國大明王朝“國威”的使命,而不是為宣揚中國的儒家文化,也不是為傳播伊斯蘭教。

在近代歷史上,由于在東南亞各國的中國移民仍保留中國國籍(包括一些國家的華僑仍擁有雙重國籍),中國歷代政府都曾寄希望于這些僑民能夠成為宣揚中國傳統文化的一支重要力量。但是,由于早期的中國移民人數比較少,而且分散同當地原住民雜居,因此往往在若干代以后,他們即逐漸淡忘原有的中華文化,而接受當地原住民的文化,也就是所謂的數典忘祖。這是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所使然,是無可奈何的結果。

東南亞地區淪為歐洲國家的殖民地以后,由于需要大量廉價勞動力,移居東南亞各地的華僑人數日漸增多,而且相對聚居于若干大城市,特別是由于歐洲殖民統治者實行分而治之的政策,才開始形成所謂華僑社會。與此同時,也使東南亞華僑社會與當地原住民社會形成相對隔絕的狀態。東南亞老一代華僑基本上保留了原有的中華傳統文化。然而,正是由于他們與原住民社會處于基本隔絕的狀態,也使中華文化的影響力局限于本民族內部。我姑且將中華文化與社會環境隔離的狀態稱為一種“文化孤島”現象。同時,由于過去中國的國力孱弱,中國政府對自己的國民既不可能實施政治上的保護,當然對所謂發揮國家的文化軟實力也就更無從說起。

在現代東南亞各國,原有的中國移民后裔絕大多數已經成為居住國的公民。這些海外華人盡管還可能長期保留中國文化的某些因素,但是在與不同民族文化的長期接觸、交流和相互交融過程中,他們同時也必然受到各種不同文化的影響和滲透。雖然老一代中國移民仍然懷抱“薪火相傳”的愿望,但中華傳統文化對東南亞新一代華人影響力的逐漸衰減是一個必然的趨勢。也就是說,現代東南亞各國華人的文化雖然源于祖籍國即中國的文化,但是它已不等同于原有的純粹的中華文化,而已成為東南亞各國特有的華人文化。這是得到東南亞各國華人普遍認同的事實。更不用說,東南亞華人的文化影響力并不能代表其祖籍國即中國文化軟實力的大小。

中國政府于1955年放棄以血統主義決定海外移民國籍的原則,反對中國移民擁有雙重國籍的政策,讓東南亞國家的中國移民后裔自己選擇其政治歸屬,這是東南亞華僑社會發展史上的一個轉折點。這個轉變既符合在東南亞的中國移民后裔的長遠利益,也符合中國與東南亞各國建立長期睦鄰友好關系的需要。半個多世紀以來,東南亞95% 以上的中國移民后裔陸續加入了居住國的國籍,就是這一政策符合時代要求的最好的證明。

從外國僑民變為所在國家的公民,給東南亞各國華人提供了合法的經濟利益、參政權利和法律保障,盡管一些國家對待華裔公民還采取某些歧視政策,原住民和華裔之間在社會生活中相互間也還存在某些偏見。這些矛盾的解決需要一個歷史發展的過程。這在任何國家的外來移民歷史上,都是一個普遍的現象,并不以東南亞華人為特例。因此,盡管老一代中國移民對這一國籍身份變化感到還不適應,但是越來越多的東南亞華人是贊同這一轉變的。

總的來說,東南亞各國華人的經濟地位和生活狀況已較半個多世紀前有了很大的改善,這是東南亞的華人和中國政府都樂于見到的。盡管我們也必須看到,如同任何民族的情況一樣,并非所有的東南亞華人都是富商,有不少華人至今仍然屬于社會的貧困階層。實際上,東南亞華人總體情況的改善主要是基于兩個原因。其一是東南亞各國經濟的發展給當地華人提供了良好的機遇。其二,正是由于東南亞絕大多數原有的華僑已轉變為居住國的公民,從而為他們的工商企業在當地的發展消除了諸多法律的障礙。

這里可能存在著一個兩難的抉擇。作為中國移民的后裔,要繼續忠于自己原來的祖國,要繼續堅守自己的“文化孤島”,就只能繼續保留中國國籍。而作為外僑,他們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中都將不可能享有居住國的國民待遇,而必然受到當地政府許多法令政策的限制。而如果他放棄自己原來的國籍,成為居住國的公民,他當然應該獲得入籍國家平等的公民權利,但是原有的華僑文化就將逐漸當地化,也就是要落地生根,演變成為所在國家多元文化中的一個族裔的文化。因此,在任何情況下,盡管中國在東南亞擁有人數眾多的移民后裔,也并不能因此代表中國在東南亞國家的文化軟實力的增強。

中國文化的傳播應避免政治意識形態化

中國在結束“文革”并實施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政策以來,在同東南亞各國的關系中,基本上放棄了以政治意識形態劃線的做法,而主張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建立正常的、睦鄰友好的國家關系。這使中國在東南亞國家中的形象有了很大的改善。可以說,現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東南亞國家關系史上最好的一個時期。盡管如此,中國共產黨曾長期支持東南亞各國共產黨反對本國政府的斗爭——特別是支持它們的武裝斗爭的做法,至今仍然在一些東南亞國家中留下負面的影響。在中國的經濟改革獲得成功,國力日益增強的今天,東南亞國家對中國充滿了憂喜交加的復雜感情。一方面,東南亞國家對同屬發展中國家的中國的進步感到欽佩,對中國經濟的發展模式也產生興趣,另一方面又不免對中國的迅速發展和日益強大而有所擔憂。同時,中國某些新聞媒體過分渲染、夸大中國國力的、充滿豪言壯語的政治宣傳口號,更加重了東南亞一些國家的憂慮不安。

在這種情況下,在談論中國對東南亞國家的文化軟實力的影響力時,人們自然就會將這種影響力同中國奉行的政治意識形態聯系起來,甚至將這種文化軟實力看作中國擴大其政治意識形態和軍事影響力的一種工具。

關于中國究竟應該在國際上發揮什么樣的文化軟實力的問題,在中國學術界還沒有進行過認真的討論研究。一般認為,中國可能發揮的文化軟實力就是以儒家哲學為核心的世界觀和價值觀。近年來,在面對經濟全球化的沖擊和西方文化的滲透影響日益擴大的情況下,中國一些學者提出了振興國學的口號。這里所說的國學,實際上就是以儒家哲學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化。當前,針對盲目追隨西方文化而忽視中國自身固有的優秀文化傳統的傾向,提倡振興中國的傳統文化無疑是正確的,這也是時代賦予我們的任務。

但是,在中國國內如何振興中國傳統文化和在國際上如何推廣中國文化,是有聯系而又不相同的問題。為了在世界上弘揚中國的傳統文化,擴大中國文化軟實力的影響,中國政府近年同某些外國政府或民間機構合作,在世界各地創辦了多家孔子學院。這一努力在世界范圍內能夠取得多少成果,還有待較長時間的觀察。但是,就東南亞國家來說,通過創辦孔子學院之類的機構來達到發揮中國文化軟實力的目的,似乎并不是很有效的途徑。

造成這一情況的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原因可能在于東南亞國家對中國這一努力的動機存在著疑慮。在東南亞各國,儒家文化早已為人們所熟悉,而且在某種程度上已被人們當作一種宗教學說,他們甚至將儒、釋、道合稱為三教。因此,孔教會、孔廟以及它們所創建的文化教育機構,在東南亞各地并不罕見。在印度尼西亞,孔教是為政府所承認的合法宗教之一。倒是中國幾十年來對儒家文化的評價標準的不斷變換和大起大落,使東南亞國家的當權者、學者和社會公眾(包括各國的華僑和華人在內)都感到迷惑不解,不知所從。

中國在“文革”當中,也許從五四運動時期開始,對儒家文化的粗暴批判和徹底否定,使東南亞國家以及那里的華僑、華人認為,中國實際上已經放棄了儒家文化。在他們看來,幾十年來,中國對儒家文化和傳統文化的評價及相應政策的變化,并不是一個學術研究的問題,而只是出于當時政治上的某種需要而已。因此,他們對中國在國際交往中倡導儒家文化價值觀的努力,自然存在許多疑問。印度尼西亞大學研究中國問題的A.達哈納(A.Dahana)教授最近曾撰文認為,在“文革”時期,“中國的當權者甚至利用儒家學說的消極方面來攻擊其對手以奪取權力”,而現在又“利用儒家學說的聲譽來達到外交的目的”。 他的結論雖然失之偏頗,卻引起了其他一些學者的共鳴。這一情況很值得我們認真思考。

因此,中國要提升其文化軟實力在東南亞的影響力,需要擺脫政治意識形態的桎梏,消除將文化作為國家政治工具的印象。這樣,中國傳統文化才有可能得到東南亞各國公眾的認同,也才可能發揮它的作用。

中國傳統文化要適應社會現代化的要求

中國擁有幾千年的文明史,擁有極其豐富的文化遺產。因此,中國的傳統文化曾贏得世人的熱愛和敬仰。在古代時期,除了日本、韓國和越南等曾經使用漢字的國家以外,中國傳統文化對東南亞各國的文化發展也產生過積極的影響。然而,在東南亞近現代歷史上,中國文化對東南亞國家的影響力似乎在日漸削弱。造成這一情況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在東南亞人民的眼中,中國傳統文化未能隨著時代的發展而不斷推陳出新,因而也就無法適應時代的腳步和滿足社會現代化進程的要求。

在經濟飛速發展和逐漸走向全球化的過程中,許多社會弊病必然隨之顯現。在經濟越加發達的西方社會中,這些弊病就表現得越加嚴重。在追隨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模式的東南亞國家中,諸如收入分配不公,貧富差距懸殊,社會道德缺失,人際關系惡化等等問題,已引起了一些當權者和社會公眾的擔憂和反思。東南亞一些國家的當權者和學者都曾試圖從東方的古老文化中尋找治療這些社會痼疾的良方。

1991年1月,新加坡國會曾通過政府提出的新加坡“共同價值觀”(Singapore’s Shared Values)法案,作為新加坡公民應該遵循的社會行為準則。這一“共同價值觀”包含了五條原則,即:(一)國家先于社區,社會先于自我(Nation before community and society before self);(二)家庭為社會的基本單位(Family as the basic unit of society);(三)社區支持并尊重個人(Community support and respect for the individual);(四)要共識而不要沖突(Consensus not conflict);(五)種族和宗教和諧(Racial and religious harmony)。

我們不難看出,這些價值觀與中國儒家傳統文化實際上是一致的。也許正是基于這一點,關于“儒家資本主義”的說法,在上個世紀90年代曾不斷見于中國媒體有關新加坡及東南亞華商的報道和評論中。一些論者認為,正是由于遵循中國儒家文化的價值觀和行為準則,使新加坡及東南亞華商取得了令人稱羨的成就。實際上,這種說法并沒有多少事實根據,或者說,它只是看到某些表面現象,而缺乏科學的論證。最顯而易見的事實就是,在東南亞不同國家里華商的發展道路和取得的成就完全不同(如泰國華商和緬甸華商之間),華商在同一國家的不同時期里、在不同的制度下和受到不同政策影響下,華商的命運也完全不同(如越南經濟改革前后的華商,以及印度尼西亞蘇加諾時期與蘇哈托時期的華商等)。筆者已就這一問題撰文分析,這里不再贅述。

儒家文化并不是東南亞華人企業取得成功的決定因素,當然并不意味著否認儒家文化在東南亞華人社會中的影響。但是,正如各民族的傳統文化一樣,我們在看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遺產時,也不應忽視其中有不適應時代要求的某些內容。在談到中國對東南亞國家文化軟實力的影響時,我們有必要更加重視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化問題。也就是說,我們不能只滿足于背誦已有的古訓,而要研究如何應對現代社會發展過程中向人們提出的現實問題。隨著高科技產業迅速發展和經濟走向全球化的趨勢,人們可以看到英語作為國際通用語言,以及美國文化在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中的影響在增強,這固然與美國在政治、經濟、科技等領域的強勢地位有關,但也與其文化適應現代化社會的需要分不開。如果我們注意到日本和韓國文化對東南亞國家的影響力(如日本的卡拉OK、動漫片和圖書,以及韓國的影視文化即所謂韓流等),那么,我們對如何提升中國現代文化在東南亞國家的影響力問題應該更加具有緊迫感。

在中國移民后裔占人口大多數的新加坡,它的經濟發展成就足以令眾多中國人和海外華人感到自豪。不少人曾經認為,新加坡的經濟發展成就即是中國儒家文化優越性的最好見證。在上個世紀80-90年代,中國各級政府有關部門曾不斷派遣各種代表團前往新加坡“觀摩”、“取經”。但是,這種學習似乎沒有見到明顯的效果。事實證明,新加坡經濟發展奇跡的奧秘并不是由于它實行什么儒家資本主義,而在于它堅持實施嚴格的法律制度和科學管理方法。而所有這些,正是借鑒了西方現代法律制度和經濟管理制度。當然,對任何一種制度只能根據本國國情,吸取其合理成分,而不應全盤照搬,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新加坡的成功之處也在于它比較好地做到了這一點。

在這里, 我們聽聽新加坡資政李光耀在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后,對新加坡經濟發展與文化價值關系所作的評論,或許可以得到某些有益的啟示。2001年,李光耀在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的發言中,在談到儒家文化與新加坡經濟發展的關系時,有一段話是這樣說的:“某些儒家價值已經差不多過時了,遵循儒家傳統的社會要緊隨全球化的步伐前進。這種價值必須予以改進。任人唯親的裙帶關系就是必須放棄的內容之一。”李光耀還指出:“新加坡在應對亞洲金融危機時表現出色,并不是因為亞洲價值,而是因為英國殖民地價值,特別是經濟透明和法制嚴明”,“我們主動走出去滿足全球化的標準”。

李光耀根據新加坡經濟發展經驗得出的結論,反映了東南亞華人普遍的認識。他提出了儒家文化需要“改進”的問題,也就是需要現代化問題。面對經濟全球化的大潮及其帶來的許多新的難題,新的矛盾,新的社會沖突,東南亞各國顯然不可能僅僅依靠簡單地重復“和為貴”,“和而不同”等概念來解決現實問題,盡管這些原則也正是東南亞許多民族不同的文化傳統和宗教信仰所公認的價值觀念。

當然,中國要提升其文化軟實力在東南亞的影響,并不意味著中國傳統文化的“全盤西化”,也不是要同化于東南亞當地的原住民文化,而是在堅持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的同時,要適應新的時代要求,迎接新的挑戰,不斷推陳出新,跟隨現代化的步伐前進。

原載《亞太研究論叢》第六輯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出版

作 者 簡 介

梁英明,祖籍廣東新會,1931年生于印度尼西亞中爪哇梭羅市。在梭羅中華學校小學畢業后,1945-1947年在梭羅華僑公學讀初中,1947-1950年在雅加達巴城中學讀高中。畢業后,留校任中文和歷史教師。曾任雅加達華文中學學生聯合會秘書,《學聯月報》主編,《中學生月刊》主編及雅加達華校教師公會秘書等。

1955年回國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世界史專業。1960年畢業后留系任教,兼任系科研秘書及北京市歷史學會秘書等。1964年調入北京大學新建立的亞非研究所。1983年轉入南亞東南亞研究所,1989年起任副所長。1990年晉升教授。1991年因機構合并,回到亞非研究所(后并入國際關系學院)任教授,1993年起獲中國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離休。1983年10月作為訪問學者在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學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從事研究工作一年。

長期從事東盟(ASEAN)國家政治、經濟、社會、歷史及華人問題的研究和教學工作,現任北京大學華僑華人研究中心顧問、中國華僑歷史學會顧問等。業績收入英國劍橋國際傳記中心出版的《亞洲太平洋國家名人錄》、美國傳記研究中心出版的《名人錄》和印度Rifacimento International 出版的《亞洲太平洋名人錄》等。

主要著作:
《東南亞歷史詞典》(常務編委);
《世界華僑華人詞典》(副主編);
《華僑華人百科全書》(副主編兼經濟卷主編);
《融合與發展》(作者);
《戰后東南亞華人社會變化研究》(作者);
《東南亞華人研究——新世紀新視野》(作者);
《民族融合進程中的印度尼西亞華人》;
《東南亞近現代史》(合著);
《東南亞史》(作者)
《譽滿羽壇功載史冊——獻身羽毛球事業的歸僑陳福壽及其伙伴們》(作者)
《拼搏與奉獻——印度尼西亞歸僑林慧卿的乒乓球人生》(作者)
《中國羽壇一代名將陳玉娘》(作者)
《張國基詩文選》(主編);

主要譯著:
《近代亞洲史料選輯》(合譯);
《洪淵源自傳》(譯者);
《印度尼西亞排華問題》(合作編譯);
《華僑與抗日戰爭》(編委兼英文審校);
《日本集中營生活紀實》(譯者);
《巴城中華會館四十周年紀念刊》(譯者);
以及學術論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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